张守仁率部入城第二天，流言就起来了。
说是张守仁要调集大量的粮食做为军需，有这么一个消息，城中不少米行粮行都是紧急提价，到傍晚天黑之前，城中的粮价已经涨了五六倍还多。
原本‘精’米是一石四钱，未脱谷的是一石三钱，结果一石‘精’米和面到了傍晚时，一直都是涨到二两以上，就是这样，还有不少地方是有价无市。
粮食是根本，现在也正是青黄不接最严重的时候，粮价早就该起来了！
这件事，又涉及到国朝的一大弊端，也就是夏税制度。
国朝赋税，原本只是收取本‘色’，也就是收粮，有一些地方只收布匹，也有一些地方只收绸缎，国初时候因为‘蒙’古人的掠夺和迫害，加上几十年的战‘乱’，金银铜等贵金属消失殆尽，而民间经济也十分萧条，在那个时候，明太祖定下的经济政策都是保守和与民休息的，当然也包括财政制度和赋税制度。
为了与民休息，国初时只征收实物，而且不经户部统支统收，小民可以直接把自己的解额自己去完成。
比如一亩地是三升三合的赋额，到了夏税征收的时候，松江的农民就得自己推着小车，把粮食送到在扬州的卫所里头去。
或是浙江的农民，把夏税粮推至南京的京营仓库的库房。
这样做法初衷是不扰民，当然实际效果是加倍的扰民。后来实行条鞭法，虽然户部仍然不能统收统支，各地仍然自行其事，但好歹是把粮食改成了折‘色’，也就是白银征收，其中还包括一些力役杂收，无形之中，算是帮农民减低了负担。
在实行之初，效果可能是如此，但国朝的东西，一旦是吏治不清时，一切就会走了样子“,”。
到明末时，粮商在夏税前青黄不接时故意抬高粮价，多赚利益，使农民不得不典当家财，勉强维生。等夏粮下来到了‘交’税的时候，粮商再故意贬低粮价，使急着‘交’税需要现银的农民又得多受一茬罪，把粮食三文不当两文的卖出去，在被朝廷剥削之前，先得被大商人们剥一层皮去。
这些粮商和官府都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实力雄厚，农民被剥削也没有办法，加上驿传和杂派等额外的加征，一到收赋税的时候百姓被迫流亡的事情极多，这也算本朝一大特‘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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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事儿就是一个常平仓的事情，青黄不接时放粮，收夏粮时官府以平价收粮，一收一支，百姓就减少了很多损失……可惜的是，贪官不愿为，清官想为也无计可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