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对甘地印象的转变，周赫煊也找了些甘地的文章来读，结果让他大感意外又哭笑不得。
那些甘地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言论，到处充斥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用语，而实质内容又跟马克思主义的暴力学说大相径庭。
比如甘地这样说：“阶级战争是不适合印度本质特征的，印度能够发展一种广泛的基于所有人的基本权力和平等公正的共产主义形式。”这话的意思是，阶级斗争不符合印度国情，但可以走出一条富有印度特色的共产主义道路。
是不是听起来很耳熟？
也因此，在印度的近现代政治和文学实践中，常常把“甘地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印度大部分作家，往往从甘地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从马克思主义转向甘地主义。
甘地主义，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相融合的产物，只不过没有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而已。
后来印度的“庶民研究”专家帕尔特·查特吉说得更直白，他认为甘地借用马克思主义来调动低种姓和贱民，把这些底层庶民当成革命工具来使用。贱民和低种姓在甘地的眼中，只是会说话的工具而已，甘地从来没有想过为贱民争取实际权力。
周赫煊接连看了几天甘地的文章，差不多已经看明白了，对甘地的印象再次出现反转。不是鄙视，也不是尊敬，而是冷漠无视。
常凯申依旧在陆续接见印度进步人士，还让秘书写了一篇《告印度人民书》，由宋美龄在当地的广播里发表。文章表示，中印两国人民命运相同，因此该并肩作战。希望英国能够不待印度人民有任何要求，从速赋予印度国民以政治上之实权，使他们能够发挥精神和物质无限之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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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蒋的《告印度人民书》赢得印度人的一致赞誉，尼赫鲁评价为：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件，象征中印两个伟大民族的友好和未来的同志关系。
英国殖民当局则暴跳如雷，禁止常凯申再接见印度进步人士，并催促常凯申尽快返回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