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陈立夫后来才有底气说：“我自问七年教育部长，对得起国人。”
可以想象当年的情景，从国府高层到社会底层，中国人在咬牙坚持抗战的同时，拼尽了全力发展教育事业。就好像一个穷苦人家，在外面受欺负，家里也饿着肚子，却勒紧裤腰带供孩子们读书似乎这样就能看到一丝对未来的期望。
这种教育工作不仅是在大后方进行，国府还在日本占领的沦陷区，建立了102个教育指导区，涵盖18省6市。派遣大批教育干部奔赴沦陷区，从事公开或秘密的教育活动，联络吸收敌占区的中小学教师，消灭抵抗日本人的奴化教育，并积极引导沦陷区的中学毕业生到大后方来上大学。
当然，战时教育从整体来说成果显著，但对具体师生而言就是各种弊病。工资太低、吃得太差、条件太苦……老师和学生们有太多可以抱怨的地方。
特别是在大学里面，国府大肆推行党化教育，并强迫学校领导集体入党。这让追求学术自由的先生们如何能忍受？
就拿西南联大来说吧，从院校领导到系主任，不管你愿不愿意，都会主动发给你国党的党员证。有些人对此无所谓，有些人则坚决反对，比如闻一多。
南开校长张伯苓的态度是能躲就躲，听说有人要来发党员证了，他立马跑路。被人堵在家里劝说入党，张伯苓就各种打哈哈敷衍，甚至孔祥熙等人来做说客也没用。
但张伯苓终究还是入党了。
半个月前，国党秘书长吴铁城亲自拜访，领走时把一张党员证放在桌上。张伯苓本想退回，但打开证件一看，发现入党介绍人一栏写着“常凯申”，他只能苦笑着收下。
……
陶行知离开没几天，张伯苓也来到了周公馆。
张伯苓不是来找周赫煊筹款的，虽然南开中学和南开小学属于私立，并不能得到中央财政的“贷金”扶持，但张伯苓根本就不缺钱用。他是弄钱的高手，以前张学良主掌华北时抢着给他捐款，现在常凯申同样主动给他捐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