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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雅泉两耳不闻窗外事，对正在进行的中日战争毫不关注。她现在全部精力都放在小儿子身上，只等着哪天日本打来重庆了，提前移居到美国或者英国，为此她还专门抽空恶补英语。
“先生，南京来电！”于珮琛拿着电报快速走来。
周赫煊接过电报纸，却是罗家伦发来的，大致内容为中央大学即将搬迁，校址定在重庆沙坪坝松林坡。罗家伦知道周赫煊的岳父是搞房地产的，想请周赫煊帮忙寻找建筑队，等中央大学搬来就立即动工。
周赫煊道：“给罗校长回信，就说一定办妥，请他放心。”
“好的，我马上就去。”于珮琛转身就走。
不得不说，罗家伦真的很有能力。清华大学在他手里，从一所教会学校变成国立大学，并确立了未来几十年的一贯校风。而中央大学在他手里，则成为抗战期间内迁最好、损失最小、复课最早的高校。
早在1935年5月的时候，罗家伦就详细考察了四川，认为重庆山川险峻、物产丰富，且为西南交通中心，于是把中央大学的内迁校址定在重庆松林坡。去年，中日关系变得更加紧张，罗家伦便指示学校后勤部赶制大量木箱，当时校内师生都不知这些木箱有何用处。
淞沪会战打得如火如荼之际，罗家伦又组织师生，将学校的物品打包装箱，分批从南京往重庆内迁。
此时很多人都还觉得，说不定淞沪会战能像几年前的一二八那样，由列强调停而很快结束。恰逢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正在调停中日战争，于是中央大学一些师生就给罗家伦起了个外号，叫“陶德曼的哥哥——逃得快”。
直到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迁都，中央大学的师生才佩服不已，认识到他们罗校长的远见卓识。
有人把中央大学的内迁，形容为“鸡犬不留”。不仅农学院的良种家禽家畜带走了，还把医学院用于解剖的24具尸体也带走了，这些尸体一路泡着福尔马林，分毫未损的到达重庆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