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着稿子，他自己找到了主编的办公室，两人关系很熟了，倒也是有什么说什么，结果主编一看他的稿子，苦笑着摇头，“这个东西……实在不合适发。”
“署名是我，反正我这张臭嘴得罪不少人了，”徐老师也觉得这稿子能不能发不好说，才主动上门的，于是就试图做通这个工作，“出什么责任，让他们找我来。”
他可是不怕对方找上门，陈太忠能把刘晓莉捞出来，自然也能护得他周全，有这么个机会，他当然要写得犀利一点。
“你的取证，有问题，而且人物也还都是实名……这个必须改，”主编说起这些，那是一套一套的，“这样吧，《天南商报》要是能登了，你这篇稿子才能上……我这也是为你好，到时候追究起责任来，你可以说是看了商报的新闻。”
杂文评论的取证确实是这样的，你必须得有可靠的消息来源，尤其是随遇而安一向笔锋犀利，那么，他既做采访者又做评论者，就有点过分了。
是的，容忍这样的杂文上报纸，报社本身都要担负一定的责任，这也是媒体中的潜规则，你自己发掘一点新闻中规中矩地评论没问题，要是想对一些敏感事件大肆褒贬。那么先要有翔实的事件报导，你才能哇啦哇啦地说话。
大部分的媒体，对相关红线特别敏感，没有人规定必须这么做，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么做才能将风险最小化。
你既负责取证又负责抨击，那权力也太大了一点，一个人就能引导舆论走向了——我说，你真当自己是中视《热点访谈》的吗？
随遇而安被他这么一说，也没辙了，徐老师还以不事权贵而自矜，自是不好说拿陈太忠说话——其实他写些有偿杂文，主编也是清楚的，大家老朋友，谁不知道谁啊？
刘晓莉也写了报道了，她是正经的报导，说是有这么个事情，浓墨重彩都在湘香身上，意思是说这么好的人，怎么就得了这样的一个判决呢？而且，她对法院宣判的依据，表示出了质疑——本本分分的一篇稿子。
可是就这么一篇稿子，搞得老总又亲自登门了，“我说小刘，这稿子延后发，你看怎么样？”
“我想现在发，”刘晓莉坚持，其实，她也知道老板的为难之处，涉及公检法司的稿子，一般都是特别敏感的，整个报社，也只有她署名的稿子，才有可能上报。
就算别人挖掘了素材回来，都要跟她共同署名，否则的话，老板就不可能批，更别说大家也都知道刘记者身后有人，现在名头又大，对大家来说，能跟刘姐共同署名，都是非常荣幸的事儿。
什么叫名人的影响力？这就是了，刘晓莉为此是受了大罪的，能走到眼下这一步总算还值，当然，她也懂得饮水思源，又知道保护自己的资源，所以对陈太忠的要求，一般都会满足。
就算眼下这种大气候，她也打算跟老板好好地谈一谈，“我知道，马上要五十年大庆了，但是这篇报道对我来说很重要，能通融一下吗？”
“你都知道要大庆了，还要我怎么说啊？”老板急得都快哭了，报道本身就够敏感了，你偏偏还捡这么个时候，“你知道我最近开了多少会？接了多少通知吗？这样吧……过了国庆，行不行？我给你排到头版上去。”
“过了国庆，估计就不赶趟儿了，”刘晓莉叹口气，她知道陈太忠现在基本就在国外飘着呢，这事眼下办不了的话，将来就难免再生出波折来，“这是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人安排的……出了问题的话，我会负责的。”
出了问题你负责？你有人罩着可能没事，但是我的报纸有问题了啊，老板苦着脸犹豫半天，“那……你也得改一改再发，想一想两年前《青年都市》被封半年的原因，那只是没有跟着大家发同一篇稿子。”
他也实在没辙了，就要她强调一下，这个“某著名主持人”坚定地表示要上诉，并且相信真善美最终能得到尊重——侧重点不同的话，风险要小一点，硬着头皮找夹缝儿上吧。
刘晓莉也为难啊，跟徐老师联系一下，知道自己今天发稿很重要，不得不改了稿子，送到主编那里，主编苦着脸看她，“老板说了，不能登……他刚跟你谈完，就接了一个电话，说是敢登的话，后果自负。”
这就是大队长那边使上劲儿了，你刘晓莉不是牛吗？不肯买账吗？行，我不找你，我找那怕我的去，这总可以了吧？
老板还真的憷这威胁，商报以前不是没报道过类似的事情，自打某记者被当事人按着灌了两瓶白酒之后，类似的报道真的就少了。
你可以揭露行业不正之风，别太犀利，也别太独家了，公检法司也能报道，但是要对事，避免针对人，像今天打电话的这位就说，“你这是打算砸人饭碗吗？没了饭碗的人，情绪容易激动啊。”
老板跟主编下了死命令，要顶住刘晓莉的压力，交待完此事后，他也觉得自己出尔反尔有点无颜见人，又不想开罪自己的王牌，索性关了手机直接溜号了，谁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刘晓莉跳脚也没用了，毕竟她只是记者不是老板，说不得打个电话通知陈太忠一声，“这个……事情被我办砸了，你看现在该怎么样？”
“砸他的饭碗？”陈太忠一听就恼了，不被报道就砸不了你的饭碗了？真是给脸不要，我本来打算晚些时候再收拾你的，“行了，既然他不想要饭碗了，那直说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