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明朝的政治生态中，勋贵集团一直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大明朝前期，勋贵们始终都处于政治斗争的核心。
与历朝历代的功臣勋贵相比，明初时期朱元璋对于功臣封爵的控制非常严格，且始终秉持军功原则，这本身是对前朝弊政的纠正，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导致这一原则向另一个极端发展，即从大明朝中期开始，勋贵集团几乎处于少封爵甚至是不封爵的现象。
因此，大明朝的勋贵体系长时间保持着以武将出身为主体，人数相对较为固定，分布较为集中，且代系传承相对长久的集体，其中主要又分为洪武年间的开国勋贵和永乐年间的靖难勋贵两批。
公、侯、伯，凡三等，以封功臣及外戚，皆有流，有世。功臣则给铁券，封号四等：佐太祖定天下者，曰开国辅运推诚；从成祖起兵，曰奉天靖难推诚；余曰奉天翊运推诚，曰奉天翊卫推诚。
开国勋贵构成很简单，即陪着朱元璋打天下的那一批淮西老将，其中以开国六公爵为代表，汤和、唐胜宗等二十八人为侯，后来又加封了一次，像以“平西番功”封沐英为西平侯，并封蓝玉等十三人为侯，这些公侯基本上可以统称为开国勋贵。
不过在洪武十三年后，朱元璋对勋臣的态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开始从优待重用转为打压，特别是在胡惟庸、蓝玉一案中，所牵涉的勋臣数量不在少数，导致一部分勋臣被杀亦或者被革除爵位，以致于开国勋臣在洪武一朝即‘存者不及三四’。
到了嘉靖朝时期，整个大明虽然还有勋臣六十五人，其中有公六人，侯二十二人，伯三十七人，但是出身于开国者不过三人，其中除了朱元璋严厉对待勋臣的原因外，还因为靖难之变以及土木堡之变，也造成了勋臣的大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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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直到今日，大明朝尚存的勋贵里面，大部分都是靖难勋贵的后人，像魏国公徐弘基则是极为罕见的开国功臣后裔。
相对于朱元璋，朱棣对于勋臣则多了几分人情味，他不再大规模杀戮勋臣，反而常常会减轻勋贵的罪责，维护他们的地位，因此也使得大明朝勋臣集团逐渐稳定下来，只是朱棣对于洪武勋臣依然十分残酷，对于尚存的洪武旧勋进行剪除，从而确保没有后患，也正是因为这些举动，也使得洪武勋贵几乎消失殆尽。
当然，有一个人十分特殊，那就是建文时期的魏国公徐辉祖，虽然曾经因为大力帮助建文皇帝，导致被削爵，可是由于徐皇后和被杀的徐增寿缘故，导致魏国公一脉并没有断绝，而是继续流存了下来，继续居住在金陵。
因此，作为洪武开国时期的六国公中的魏国公，也就一直延续了下来，其地位在南京勋臣里面自然是非同凡响，属于老大哥级别。
史可法之所以上门来拜见魏国公，一方面是因为魏国公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魏国公过去在金陵京营有十分深重的影响力。
当然，由于当年土木堡之变的缘故，勋贵集团的根基几乎被摧毁，无力继续同文官集团抗衡，使得大明皇帝不得不依赖宦官集团来对抗文官集团，从而导致勋贵逐渐成为了争斗的边缘派系，尤其是像开国辅运那批残存的勋贵，几乎都留在了金陵，对大明朝的政坛并没有什么影响力。
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使得魏国公不愿意踏足这个漩涡，他不可能因为史可法的一番话，去对抗整个金陵勋贵阶层。
此外，大明朝勋贵们都是旱涝保收，他徐弘基就算立下再多功劳，爵位也不可能再进一步，反而会引起皇帝的猜疑，因此他也没有这方面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