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获得本土政府许可的前提下，动用鸿基煤矿、商业交易、走私等方面获取的收益，大力在安南、泰国、宋卡、大陆等地区，以每月四两银元的标准，招募青壮从军。
其次，本着料敌与宽，多多益善的考虑，梅东兴在储备武器装备的同时，指示设立在香港、澳门等地区的情报站点，多多购买火枪、火炮、弹药、中西医药材等重要物资。
最后，不再等待安南政府军的援助和配合，自行调动可用的正规军和各地华人武装，在一个时间内，对河内城发起总攻，解决掉法国人扎在安南北部的钉子。
和安南接壤的大陆地区，满清朝廷内部仍然有一部分汉人官员尚怀有国家大义，这些人
很不满意清政府的懦弱胆怯，紛纷上奏分析利弊，指出法国不足畏惧，满清政府仍应堅持助派兵入越抗法的正确决策。
如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张佩纶提出:“
中国确实很贫穷，法国也不是十分富裕，现在双方主客形势变化，中国占有地理优势，这个时候朝廷尚且怯惴不安，游犹豫不决，不敢做出果断决策，等到藩属国安南被法国人攻灭，幸存的如朝鲜等国家必然对列强心生畏惧，与朝廷离心，实在是铸为大错，悔之已晚。”
他还指出，梅东兴等人虽然早年起义造反，但是他们到了安南以后，不再与满清朝廷为敌，也没有回到大陆地区从事叛乱活动，现在满清国事艰难，国家不宜多树强敌，应该主动与汉国修补关系，放弃一直敌视海外华人的政策。
吏部候补主事唐景嵩奏称:中国如不敢抗法，则连梅东兴所部不如，
“梅东兴所部早年不过太平军一残部，带领数数千流民、青壮，驰檄文，败敌将，法国人行迹狼狈，被梅东兴所部分割包围在几个孤立据点，进退两难，而堂堂天朝上国，诸多文武大臣以老成持重为托词，不敢出兵与法国人交战，虽然表面有说辞来应对安南政府，但是怯弱畏惧至此，难道不怕亿兆国民和太平军余部耻笑吗？”